使面前丢了极大的面子。

    就连日本的军事顾问也在他面前直言不讳的说道：“如果大总统不能整顿北洋军纪的话，不要说南方各省民众不会真心臣服于北洋，日后和革命委员会交战时，大总统手中恐怕也要无兵可用了。”

    袁世凯也知道，日本人说这话是三分带气，四分是真看不起北洋军，还有三分则是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忌惮。不过他还是被日本人的话语激起了想要整顿北洋的念头，在国民革命军这个唯一大敌在侧虎视眈眈之时，他已经不能再容忍北洋军继续腐化下去了。

    更何况，从他接手临时大总统开始，北洋集团就有一种天下是北洋的了的心理，因此在军政官员的任免上，处处都以是否出身北洋作为评判的标准。这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，因为他想要当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不是北洋的总统。

    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，他很清楚北洋的军政力量虽强，但是当今中国并不止北洋一家之势力，即便不提关外的革命委员会，光是南方各省的地方势力也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央而已，一旦北洋暴露出独占中枢的意图，南方各省肯定是要爆发大规模的叛乱的。

    此次北军南下所暴露出来的败坏军纪，也决定了南北之间的地域偏见有多大，北军进入江苏之后就好像是进入了外国一样，肆无忌惮的劫掠杀戮平民，使得中央政府在战前获得的舆论同情，在南京一战后尽皆化为乌有。

    这也是为什么，孙中山号召各省发起二次革命时几乎没有人响应。但是南京之战后，山东革命委员会突然向北京发难，南方各省却突然出现了许多抗击北军的地方武装。倒不是革命委员会的号召力大过了孙中山、黄兴的国民党，而是南方各省民众确实受不了北军恶劣的军纪，因此看到有人带头后，就忍不住响应了革命委员会的号召。

    而在山东革命委员会发难后，北洋诸军调动不灵的局面，也让袁世凯开始意识到北洋团体内已经盘根错节，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，这些小团体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，其次是北洋大团体的利益，最后才是服从于他这个北洋领袖。

    面对这样的内外局面，袁世凯也只能彻底放弃了撕毁和革命委员会达成的协议，趁着对南方的胜利之际，对革命委员会展开决战。他只能先把精力放在梳理内政上，不仅要梳理北洋团体内部的关系，更要梳理解散了国民党之后如何安抚那些非北洋势力的关系上。

    对于北洋团体，袁世凯以为暮气已深，需要对北洋团体进行重建，淘汰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而又不能打仗的军事人员，因此他试图用蔡锷这个外系将领来担任重组北洋的任务。蔡锷虽然不是北洋一系，但是他的老师梁启超却是袁世凯的政治盟友，二次革命中更是坚定的站在了袁世凯这边，因此被袁世凯视为了半个自己人。1

    而对于各地的非北洋势力，袁世凯则以为应当排斥持有共和思想的人员，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二次革命，袁世凯终于弄清楚了一件事，只要谈论共和就不能不附和国民党的主张，附和国民党的主张就等于是承认孙文、黄兴才是共和的缔造者，这样一来他就天然矮了孙文、黄兴一头。

    且共和主义在今日的中国，天然就是反对政府的一面旗帜，只要政府管一管事，地方上的无赖文人就破口大骂政府破坏共和，欲行专制之政。袁世凯又不能去学吴川，高喊共和即是人民对于反动势力的专政，那么北洋这个团体就要先散伙了。1

    袁世凯也只能硬着头皮，继续往尊崇孔子思想，以纲常礼教正人心护道德，以进大同世界的道路上前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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